从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前期，国内一直施行省管县行政体制。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东部省份相继试行“撤地建市”（地级市）改革，初衷是借助从西方引进的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理论，推动县域经济做大。以我老家为例，1984年“撤地建市”，下辖5县1区，至1980年代末期，辐射效应非但没有释放，反倒出现了市对县的“抽水机”效应。改革初衷与效果南辕北辙，面上的后果是中心城市出现“虚胖”，县域经济却呈不同程度的凋萎，根上的后果则是城乡两元鸿沟非但未见缩小，反倒加速扩大，城乡差距包括市民与农民间的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。

    痛定思痛，从下放经济管理和行政审批权限着手（授予部分县、区行使地级市的部分“两权”），浙江从1992年、1997年、2002年、2006年相继进行了四轮以“强县扩权”为主基调的“省管县”改革，作为主要效果的表征，全国百强县评比，浙江已多年占据三分之一以上席位。

    由于省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，当浙江对“市管县”体制进行反思和纠偏的15年间，中部继而西部更多省份，则将“撤地建市”供奉为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神灵，误以为找到了发展的捷径。这情形犹如发展中国家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覆辙，客观上造成了浙江的“纠偏经验”经历15年积累和完善，全国性的“省管县”改革却刚刚公布改革线路图的局面。

    需要指出的是，浙江以“强县扩权”为内容的“省管县”改革绝非“旧体制”的复归，也基本上不涉及财权的扩大，县财政还得向市财政常年“输血”，同时亦要向省级财政“上贡”。因为地级市早已组建，且多半呈“空心化”艰难维持，一旦取消县上交给市的财政奉献，意味着多数地级市只能“关门歇业”。所见，“省管县”改革只能从下放“两权”解放县级生产力着眼，从扩大县级经济发展自由度着手，致力于做大县级经济增量，使县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“蓄水池”。这就是浙江百强县“一股独大”的奥妙所在，也是全国性“省管县”改革的一个基本理路。该理路以“浙江经验”为实践基础，亦从中国古代“郡县治、天下安”的政治哲学中汲取了智慧。

    “省管县”改革三步走，核心是实现市县分治，分别对省负责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是一种理想状态，改革的目标能否实现，核心问题在于市级财政能否“自立”，这就涉及到省、市、县三级重新划分与事权相关联的财权。而这样的划分又取决于中央与各省之间已施行14年的分税制如何改革。因为分税制事实上在每个层级的政府之间早就普遍施行，尾大不掉啊！

    “省管县”改革性质上只是一种“改良”，尽管如此，但在广东等地，它还是很有价值的。广东珠三角与粤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将因县域经济“蓄水池”的逐渐形成而有所缩小……（作者鲁宁，媒体评论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