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周中之

　　近日有媒体炒作袁隆平院士的家庭“已拥有了六七辆车”，却还要“打算再买一辆新款豪华轿车”的事情。在网上，网民们一边倒地认为他的财富和消费行为无可厚非。而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获得年薪6000多万元，却广受非议甚至猛烈抨击。近期的这两条具有鲜明对比的社会新闻，不禁使人深入思考当代中国财富的伦理评价。

　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拉大，“仇富说”在社会上不胫而走，很多人担心它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。事实证明，不能把富人一棍子全部打死，也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“仇富说”。要用健康的心态分析中国的财富问题，引导人们理性对待不同经济地位的人。笔者认为，在获取财富的途径和手段上，有三种情况：

　　一是通过对社会的杰出贡献致富。袁隆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他的收入大大高于一般人，是可以理解的，他多买几辆车也在情理之中。网民对袁隆平买车的反应，也体现了人们对财富问题的理性态度，应该充分肯定。

　　二是在制度框架内致富。当代中国，许多人能够获得巨额财富，不仅仅在于他的个人才能，更在于他从体制的不完善、不合理中获得巨大利益。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能获得高年薪，其中包含他对社会的贡献，但同时也不能否认某些制度安排和很多公众现有的意识有所差别。民意对马明哲的非议有合理之处，但应该看到，假如他的收入是在制度政策框架内运作的，其合法性就不容置疑。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必须改革制度。

　　三是违法乱纪致富。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，一些人贪污受贿、化公为私，违法乱纪、中饱私囊。他们见利忘义，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。人们对这些富人的憎恨，是事出有因的。

　　以上三种情况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。对于第一种情况，社会舆论已基本达成共识。不仅对他们的财富在伦理上加以肯定，而且对他们的社会贡献表示尊敬。而第二种情况则比较复杂，要达成共识并非易事。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是公正的，不仅要从理论上论证，而且也要为人们接受，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穷人。因此，在解决这一问题时，需要理智和耐心。对第三种情况，诉诸道德谴责和批判是重要的，但应该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。

　　当然，现实社会中这三种情况并非始终泾渭分明，特别是第二、三种情况。我们不可能指望富人的所有财富都是在“阳光”下获得的，袁隆平等杰出人士在中国毕竟是凤毛麟角(当然，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富人也不是多数)。许多成功人士在创业挖“第一桶金”时，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，但当事业做大后，情况却发生了变化。要不要追究这些创业者的“原罪”，本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，涉及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关系。从有利于中国和谐稳定的大局出发，需要妥善处理这些问题，但在财富的伦理评价上，是非是不能混淆的。

　　成熟的公民社会需要培养公民成熟、健康、平和的心态。从袁隆平买车的社会反应来看，当代中国公民的心态开始成熟起来了，他们愿意接受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和消费的重大差异，只要这种差异的合法性能够得到充分的证明。一个没有差异的社会，个体就会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。但这种差异究竟应该有多大，如何接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，是社会发展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。(作者为上海师大教授，上海市伦理学会副会长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