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冬晖

　　我们总是习惯于迷失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成绩中，尤其在一些依靠道德自律的成绩，更容易激起舆论的掌声，比如说常见的医生上缴红包，这一次，上缴红包的是广东的国企领导们。

　　7月13日的《南方日报》报道，去年以来，广东省共出台国资监管制度25项，推进了国资监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作，有308名国企领导人员主动上交“红包”151.22万元。

　　很明显，这是被当成了一种成绩进行宣扬的，但在网络上，有很多网民对此提出了质疑，认为这些上缴的红包只是小儿科，根本不值一提。网民的质疑可能有点偏激，毕竟，谁也不知道国企领导一年收受的红包数额到底有多大。但网民们的焦虑还是值得重视，这种焦虑的价值在于促使制度设计者思考——清理、杜绝红包之类的工作，是否还能建立在道德自觉之上？

　　主动上缴红包的场景我们并不陌生，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医生在每次红包专项整治之前的上缴了。事实上，在每次医疗红包的专项整治之前，主管部门都会给予医生们一个主动上缴红包的期限，并辅以“主动上缴红包者可以免受处罚”之类的激励措施。每次专项整治，也的确都有很多医生上缴红包，但数额往往与公众想象中的相去甚远。而在每次类似的专项整治之后，医疗红包现象反而会愈演愈烈。没有刚性的制度约束，医生完全可以在患者身上几倍甚至几十倍地拿回上缴的红包。

　　这样的一个怪圈表明，其实我们的政策已经陷入了道德自律的迷局中，但每个人都很清楚，一项建立在道德自律基础上的公共政策，只能是沙地上的城堡，或许有瞬间辉煌，但潮水一来，马上就将无影无踪。

　　无论是医生还是国企领导，他们收受红包的基础是权力，而对权力的监督从来都不能靠权力拥有者的道德自觉，而应该是严密甚至苛刻的制度。但“上缴红包”之类不断被宣扬的成绩，却令决策者在不知不觉中更依赖于道德自律瞬间的辉煌，而不愿为严密制度设计付出更艰辛的努力，这实在是一个很危险的倾向。

　　对于国企领导和医生这类权力者收受红包的现象，要想根治，的确是需要巨大的努力和行政智慧。但通过制度监督权力这条道路纵使崎岖，却是唯一可以寻找到持续争议的正确途径。相关部门要保持足够清醒的头脑，不能为了急功近利而推出一些鼓励上缴红包之类的举措，以至于让自己满足于瞬间辉煌的幻局而难以自拔，失去了向制度正义进发的勇气和动力。